编者按:
近年来,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思潮、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,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社会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,20世纪80年代以来,以美国、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,不平等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。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永恒主题,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,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。
收入分配专题研究的内容涉及:不平等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;公平和效率能否兼得;要素市场(劳动力、金融、土地)改革如何改善收入分配;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收入分配;技术进步、全球化与未来收入分配格局;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等。
在此背景下,澎湃商学院特开设“跨越不平等陷阱”专栏,邀请77779193永利院长陈斌开教授撰文梳理总结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产生原因,分析收入分配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,探讨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,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。陈斌开教授长期从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,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经济研究》、World Development,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,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、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高质量奖励多项。陈斌开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多项,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、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。我们相信陈斌开教授这一系列“跨越不平等陷阱”专栏文章,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,为贯彻新发展理念、实现公平经济增长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。
正文:
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剧烈变化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,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,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的分工持续深化,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,为世界政治社会稳定提供了经济基础。
遗憾的是,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很多西方发达国家“反全球化”浪潮愈演愈烈,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2016年,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,上台后相继推出了一系列“逆全球化”政策: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(TPP),退出巴黎协定,对贸易伙伴(包括中国)实行大幅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,修建“墨西哥墙”……特朗普宣称,这是“美国优先”的重要政策,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。
同年,英国进行“脱欧”公投,“脱欧”支持者约翰逊此后当选英国首相。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近年都出现了明显的“反全球化”浪潮,标榜“反全球化”政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,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为什么“反全球化”近年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?事实上,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经济学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,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全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。但是,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并不会平均地在国与国之间分配,在一国内部,也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地分配。因此,尽管全球化有利于世界总体福利水平的上升,但有些人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。
在英、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,全球化的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所获取,普通民众在全球化中收益较少,甚至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。下图描述了美国、英国1910-2016年间不平等的演化。
数据来源:TheWorldWealthandIncomeDatabase(WID)
从图中可以看出,美国和英国不平等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:
1910-1950年,受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,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;
1950-1980年间,全球化持续推进,经济快速增长,收入不平等程度整体稳定,财富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;
1980-2016年间,全球化加速,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大幅度上升,贫富差距不断扩大。
2016年,美国和英国收入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.48和0.32。在美国,收入前1%的人拥有20.9%的收入,前10%的人拥有47.2%的收入;财富前1%的人占有了38.9%的财富,前10%的人占有了73.9%的财富。在英国,收入前1%的人拥有12.1%的收入,前10%的人拥有35.9%的收入;财富前1%的人占有了19.9%的财富,前10%的人占有了51.9%的财富。美、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处于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。
1980-2016年间,英美中低收入群体(最低收入50%群体,下同)收入增长非常缓慢,其收入和财富占比不断下降。1980-2016年间,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%,远低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。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0.08%下降到2016年的13.08%,财富占比从2.2%下降到1.15%。英国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23.13%下降到2016年的20.57%。换而言之,在英美的西方发达国家,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少,全球化的收益被高收入阶层所获取。
随着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,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情绪不断累积。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义的兴起,标榜“反全球化”以获取选票,这不仅会阻碍全球化的进程,还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,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在历史上,不平等上升、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往往相伴而生。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把1914年之前的100年称为第一波全球化浪潮,这一轮全球化是不公平的全球化。从国与国的角度,英国、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,众多的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,甚至严重受损。在国家内部,全球化的收益往往主要被可以全球配置资源的资本家所攫取,普通劳工阶层收益较少。
这一时期,世界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。1810年,欧洲前1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52%的财富,前10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82%的财富,100年后,欧洲贫富分化更为严重,欧洲前1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超过64%的财富,前10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90%的财富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影响世界的《资本论》,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,持续上升且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。同一时期,美国的不平等也出现了快速的上升,1810年,美国前1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25%的财富,前10%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近58%的财富,1910年,前1%人群财富占比上升到45%,前10%人群收入占比上升到81%,财富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欧洲,社会矛盾不断累积。
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导致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兴起和反全球化浪潮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基于政客的言论和支持率绘制了190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。从图中可以看出,1910年以来,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,上世纪30年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。众所周知,30年代的民粹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,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独裁者借助民粹主义上台,日本的军国主义全面盛行,给世界制造了巨大的灾难。第一波“不公平的全球化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退潮,经济“大萧条”加速了反全球化浪潮,世界各国贸易壁垒不断提高,金本位体制也随之覆灭,“全球化”陷入低谷。
令人担忧的是,金融危机以后,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再度兴起,当前,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已经位于1930年以来历史的最高点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如果引导不当,高涨的民粹主义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。不平等是民粹主义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。当前,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,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格局,滋生了“反全球化”浪潮。值得欣慰的是,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,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原因,其不平等程度远低于30年代。若世界各国战略和政策得当,世界不平等程度依然处于“可控”范围。
概而言之,不平等是近年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要的原因,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,中国未来将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世界。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,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过去四十年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,且看下篇分析。
(来源:澎湃新闻。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“跨越不平等陷阱”系列之一,作者陈斌开为77779193永利院长、教授。)